百宝嵌是用金、银、宝石、翡翠、玛瑙、玉石、青金、松石、珊瑚、蜜蜡、象牙、犀角、玳瑁、沉香、螺钿等原材料做成各种形象，再把它们嵌入紫檀、黄梨、漆器等日常生活用品或美术工艺品上，使之成为一幅完整而深具艺术品位图案。百宝嵌是中国古老的工艺美术品种之一。百宝嵌的工艺可大可小，可繁可简，有的用料繁多，加工复杂，有的简单方便，意蕴无穷，但表达的都是综合性工艺美术对创造能力的选择。百宝嵌在中国民间曾十分普及。一般而言，使用百宝嵌工艺最多的器物也因为百宝嵌而生动，因而也更有价值。既然百宝嵌是古老的工艺美术品种，又很有价值，在民间十分普及，那么为什么会“正在消失” 呢？ 笔者认为，民间工艺的兴衰，固然有众多复杂的原因，但与民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20世纪末，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大潮滚滚而来，催动着人们从沉睡百年的长梦中苏醒。人们发现，这世界变化太快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与传统的方式离开了很远很远，我们的思想观念也脱离了封闭农业社会的文化背景。传统的民间文化迅速消亡，匆匆忙忙的人们甚至无暇思索，正匆匆忙忙地争着挤向“现代文明”的大厦。一句话，审美习惯、生活习惯变了，也就是说民俗习惯变了！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或美术工艺品，主要用在屏风、书框、笔筒、砚盒、古琴的百宝嵌工艺，自然也要接受民俗习惯变化的“考验”。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是必然的规律。
（二）
民间工艺品与民俗的这种关系，还可以从一个地区民间工艺品的兴衰得到印证。
温州是一个开放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和文化突飞猛进。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编著的《温州民俗》（海洋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第三章“生活风俗”第七节“文化娱乐习俗”第六项为“民间工艺美术”，共列出了石雕、黄杨木雕、剪纸、欧塑、米塑、彩石镶嵌、篾丝镶嵌、油伞、龙须席等9类。
温州的石雕、黄杨木雕是极有名的。黄杨木雕、青田石雕和东阳木雕并称为“浙江三雕”。温州石雕利用青田石质美，“显示高超的技艺，最具地方特色，深受国内外观众的观赏”。黄杨木雕大多用于雕刻佛像、建筑庙宇、雕刻龙灯、刻匾，制作屏风和家具等。温州石雕、黄杨木雕均以“观赏”、 “欣赏”为主，不断顺应了民众的审美习惯，直到现在仍然比较兴旺。
欧雕和米塑是用不同原料的雕塑艺术。欧塑用桐油和泥细合成为原料，运用堆塑技艺的手法用于装饰寺院、庙宇门、民间嫁妆品（梳妆盒、家具漆器）、大插屏、挂屏、多扇联屏、挂钟及小首饰等，内容有花鸟、山水、戏曲人物。米塑是用米粉团为原料、制成各种人物、走兽、花鸟，“大都用于喜庆节日和庆祝寿辰”，“并作为馈赠亲友的交际礼物”。（《温州民俗》第73页）这说明，欧塑和米塑与人们的居家习俗、喜庆习俗有关。随着居住情况，生活方式的巨变和喜庆习俗的改变，欧塑和米塑都在逐渐陶汰，尤其是米塑正迅速消失。
消失得最迅速的温州民间工艺品恐怕要数油伞了。温州的“土制油伞，是有着400年历史的传统产业。旧时民间不仅爱用，而且经常作为一种土产品赠人。”（《温州民俗》第74页）清代方子颖的《温州竹枝词》云：“玉骨玲珑妙翕张，乌油伞盖制精良。晴遮炎日阴遮雨，好送行云伴客装。”然而，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土制油伞迅速消失了。
由此可知，民间工艺品的兴衰与民俗的衍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
民间工艺品与民俗的紧密关系，不仅仅在其创作的题材上，大量的民俗生活反映在民间工艺品中，更主要的是市场开发上，可以这样说，顺应了民俗的需要，民间工艺品市场就兴旺，民间工艺品也就兴旺；反之，市场疲软，甚至消失。
民间工艺品一旦进入市场，也便成为商品，就必然具有商品的本质和特征。民间工艺品也就被消费功能和消费者所制约。
民间工艺品本身是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组成部分，深深地打上了生活习俗的烙印。从民间工艺品诞生之日起就与民俗生活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民间工艺品伴随着民俗的产生而产生。
民俗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必然产生的伴生物，也是人类社会生活永恒的伴侣。仲富兰先生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民俗起源，“人类社会建构了民俗”，“推动民俗起源最基本的动力是生产的需求。”（《中国民俗文化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第3页）
林华东先生在《河姆渡文化初探》中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绝大多数是以装饰艺术出现的，即在实用的生活器表面装饰上花纹或雕刻的图象”，“河姆渡雕刻艺术品的材料有象牙、骨和木等质料，题材以鸟为主，其次有太阳、鱼、蚕等形象及几何图案。‘双鸟朝阳’纹蝶形器是河姆渡原始艺术中的精品。”（《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第205页）
这些“实用的生活器”是7000年前河姆渡原始人生活的伴生物，也是生活习俗的伴生物。原始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语言，提高了技能，增长了才智，也产生了民俗，创造了民间工艺。
（四）
随着人们生活习俗的改变，一部分伴生的民俗也随之消失，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比如，年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祈福类的年画中，有门神，贴在堂屋的大门上。
现在无论乡镇或是城市，房屋的样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城镇，放眼望去家家户户都安上了铁栅“防盗门”，谁还会去贴一对儿吹胡子瞪眼的老门神？
电子玩具卡通片儿热热闹闹，还有多少小儿有兴趣玩布老虎、泥娃娃？新中国的女人已能顶起“半边天”，谁有可能盘腿坐在热坑头上给情郎“绣一个香荷包”？
生活的急剧变革带来了生活习惯和民俗的迅速变化，使一些传统民间工艺品被新的生活习俗所淘汰，而一些新的民间工艺品在新民俗中诞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农民画是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从陕西户县开始，相继涌现于上海市金山县、山西省代县，浙江省嘉兴市郊区等地。无疑，农民画，作为一种民间美术、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艺术风格和艺术个性。但是，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农民画已“风光不再”。
农民画的“风光不再”，固然有诸多复杂的原因，但农民画不能顺应民俗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乡村建设逐渐向集镇化发展，田野上不再见到执鞭、荷锄、耕作的景象；土屋平房建筑逐渐被楼房新村所替代；姑娘的时髦衣裳替代了民间剌绣、桃花、蓝印花布；燃料使用的改变之后不再见到灶和灶壁画，浓郁的装饰特色和秀丽、精致、淳朴的乡村风格逐渐消失。随着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大量的现代化生活使农民的眼界开阔，劳动、居住、服饰、饮食等生活习俗的巨变使农民画不再极大地保存初民对自然神化的认知方式，失去了本身的魅力，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民俗基础。
（五）
所以，我们研究民间工艺的市场，就要研究民间工艺品与民俗的关系，以及相互消长的变化。
民间工艺的创新，需要顺应民俗；民间工艺的市场，也需要顺应民俗，顺应民众的生活习惯，民众的审美心理，民众的消费需求，才能立足市场，得到发展。
《浙江工人日报》2003年2月曾以题为《让兴趣变成赚钱利器》的报道，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制作树脂花的女孩唐瑞禧，她原先是做美容的，赚了一点钱后，就到处去旅游。她“游”到了日本东京街头，看到一个老婆婆在卖一种手工制作的花，做花的材料很特别，一块块像橡皮泥似的，放在手里可以任意揉捏，做出来的盆花却异常逼真。这种花叫树脂花。她花巨资找到地方去学习，做出了像模像样的作品。
回国后，她痴迷制作树脂花，开了一家专营店。文章写道：“手制工艺树脂花刚一亮相，便以新奇和逼真引来了大批崇尚和热爱DIY的时尚中人，他们中既有前卫的青年人，也有稳重的老年人。”
与鲜花相比，手工树脂花的价格有些昂贵，但是，作为一种手工艺品，树脂花的欣赏价值并不逊色于真正的鲜花，而且欣赏寿命是普通鲜花的数十倍，所以，懂得欣赏的还是大有人在。
这位树脂花制作者的成功，就是因为符合了“时尚”，“引来了大批崇尚和热爱DIY的时尚中人”。所以，民间工艺品要求得发展，就必须顺应民俗的需要，顺应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变化了的民俗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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