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曾以“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来赞扬青瓷，然而，这里的“千峰翠色”，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诗人笔下的赞美之词，只有从宋代开始兴盛的龙泉青瓷，才把“雨过天青云破处”这个数百年来人们对青瓷的理想变成了现实。龙泉青瓷达到了青瓷质地与釉色之美的顶峰，它莹润的质地如冰似玉，以粉青和梅子青为代表的釉色苍翠欲滴、韵味无穷，显示出我国古代青瓷工艺的最高水平。龙泉青瓷是人工制造的翡翠，是山川精华与人类智慧的完美结晶，面对这样的极致之美，我们除了赞叹和倾倒，还能做些什么呢？
新年伊始，我应邀重访龙泉古窑。四年前，我因为撰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曾考察过龙泉窑，龙泉的青瓷、宝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前，考古发掘证明了明代早期这里存在着烧制官器的遗址，这个重大发现引起考古界和陶瓷研究学者的极大关注，也促成了我的这次龙泉之行。
龙泉窑位于浙江西南部与福建接壤处的龙泉市，这里山峦绵亘，一条条溪水从青山蜿蜒流出，以小梅为界，分成两路水系，一路向北，汇入浩浩荡荡的八百里瓯江，一路向南，汇入闽江,奔向东海。被赞誉为“真世界最佳者”的龙泉青瓷，就是在这里烧制出来的。目前龙泉市内已发现古窑遗址360多处，其中，由小梅镇大窑、岙头、金村和查田镇溪口等片组成的大窑龙泉窑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这次主要的实地考察之处。
大窑遗址呈精彩
龙泉大窑保护得不错，外来人员一般无法进入保护区。眼前一座座小山丘，不少竟是残瓷碎片长年累月堆积而成的，青山绿水间，沿着蜿蜒的宋代鹅卵石铺设的古道，山脚下、田地中，那一片片半陷土中的碎青瓷片，仿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古代美女，在阳光照耀下发出翠玉般的光芒。窑炉多建在沿溪流的小山坡上，制瓷原料利用溪水冲击加工。
站在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朱伯谦先生当年主持发掘过的龙窑遗址前，窑炉前的千年古树依旧挺拔苍翠，龙窑斜坡上种着不少橘子树。朱先生曾告诉我，周总理批示让龙泉青瓷早日出口创汇。1959年国家轻工业部打算恢复龙泉青瓷生产，让他们作龙泉青瓷工艺历史资料的准备而去考古发掘的。
来到一座小山坡前，我看到在野草覆盖下，竟然全是青瓷残片，瓷片堆放得杂乱无章，中间夹隔着泥土和残碎窑具。当我找到南宋龙泉青瓷中典型的梅子青双鱼盆残件和粉青釉牡丹纹饰碎盘时，激动的心仿佛要跳出来。这些瓷片对我来说实在太熟悉了，寒舍收藏的两尊龙泉香炉和一件梅子青双鱼盆原来出产于此！
据记载，当年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最初见到龙泉窑双鱼盆时，大为吃惊，他找了许多生物书来考证，还请教了不少生物学家，也不知道这种鱼的品种。后来，当他亲自来到龙泉窑考察时，想不到在餐桌上见到了这种产于水溪涧中的鱼，大为欣喜，原来龙泉窑工并非杜撰，这些鱼竟是对真实生活的写照。
从龙泉窑发掘出的残片来看，除了少数青瓷片有窑粘、窑裂和色差外，大都釉色肥厚，器形规整，纹饰精致，令人赞叹不已。我还有幸拾得“河滨遗范”印章款的残瓷片。龙泉窑得以空前地发展可能与宋廷南迁有关。金兵南下，赵构逃到临安建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西北士民纷纷南下，民间和官方用瓷大增，其时越窑、婺州窑、瓯窑相继衰落，龙泉窑却由于当地瓷土质优、釉矿丰富、木材价廉、劳力便宜而发展起来。另外，“靖康之难”后，各地工匠避祸来到了龙泉，带来了优良技术，特别是北方汝窑工匠的加盟，使此地出现了一批与传统青瓷并行发展的厚釉产品。从出土的实物来看，这些器物明显地受到汝窑釉色的影响，这也促使龙泉窑不断推陈出新，成为举世瞩目的大窑。然而，南宋宫廷、官家不但用瓷量大，而且对瓷质要求也高，烧制出的瓷器稍不如意就将其毁掉,这恐怕也是在窑址中发现大量残片的原因之一。
烧官器遗址发现
在大窑村小学操场的出土瓷片清洗现场，我看到了许多精美的梅子青釉瓷片，这些瓷片工艺讲究，纹饰清晰，图案富丽，有牡丹、梅花、缠枝莲、向日葵等图案，在耀眼的阳光下，更显示其滋润与华贵。这些都是日前在龙泉大窑枫洞岩遗址出土的瓷器碎片。
去年9月至今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龙泉市博物馆等联合对龙泉大窑枫洞岩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面积超过1600平方米，考古队清理出了一些重要的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包括瓷片、窑具和工具等。在枫洞岩窑场的明代初年地层中，出土了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代表器物有大墩碗、莲口牡丹花纹大盘、鼓钉炉、五爪龙纹盘残片等，共计50余吨，其中完整和可复原的器物有近万件。
此次发掘最让人兴奋的是，在这里出土了多件能确定地层年代的明代纪年器物。如在一些碎片上标有永乐九年、永乐辛卯、乙卯中等字样，首次向外界展示了明代龙泉窑的生产规模和水平。
我见到几块残瓷片上还刻着两角五爪龙纹，“五爪金龙”这种图案在元明清三代被定为是皇帝个人的专用纹样，如果官员使用“五爪金龙”图案将被视为谋反。当年在宦官魏忠贤府上查出了“五爪金龙”的龙袍，他就被认为有篡位之嫌。元明清三朝的官窑瓷器都是由“内府定夺样制”烧造的，而龙泉窑这些明显具有御用器特征的实物，至少应该是代烧的官窑器。
根据《大明会典》、《明实录》等历史文献和宫廷档案中的相关记载，明代龙泉窑曾为朝廷烧造过瓷器。史料中将饶州（景德镇）与处州（龙泉）相提并论，从《大明会典》的相关记载来看，有一点还可肯定，当时皇家祭祀礼仪要求法天象地，以强化自己的“天子”身份，因青色与昊天对应，所以祭天用的一般是青瓷。
从目前修复的残器来看，其中有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碗、盘等，以碗的数量最多，玉壶春瓶最少。这些器物的器形端庄宏伟，有口径达70厘米的大盘，还有口径达38.5厘米的墩碗等。大窑龙泉窑出土的这批器物最突出的特色是具有精美绝伦、华贵富丽的刻花纹饰，且做工非常精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这些都是普通的龙泉民窑器无法望其项背的。它们与同时期景德镇官窑器无论在器形、纹饰上都很相似，不仅如此，还有器形、纹饰完全相同的实例。我们有理由推测可能是宫廷定样后分别送景德镇、龙泉同时烧制的。
“大窑的确存在过明代初期的烧官器遗址。”日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知名陶瓷考古专家和教授，认定了这一结果。此次参与专家论证会的包括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等国内陶瓷研究领域的顶尖级人物。
考古学界元老徐苹芳先生认为，这次大窑龙泉窑的考古发掘确立了龙泉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也被誉为“瓷器之母”，而龙泉青瓷不但产量极大，行销全国乃至全世界，而且工艺高超，代表了中国青瓷系统的最高水准。学术界原来一直认为，龙泉青瓷始于北宋，盛于南宋，在明代就衰落了。这次大窑龙泉窑的发掘，从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出，元明时期，特别是明早期，是龙泉窑更加兴盛的时期。这刷新了以往“龙泉窑在明代开始衰落”的历史观点，是很重要的突破，龙泉青瓷的历史将会因此而被改写。
想起先驱陈万里
奔波于龙泉各个窑址的过程中，在曲折颠簸的山道上，我望着车窗外起伏的峰峦，想起了中国田野考古先驱、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陈万里，考古界的徐霞客，今人可能对他有点陌生了。他是我国陶瓷考古界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第一人。正是在他的身体力行下，我国的陶瓷考古由“学问”向科学转变。我考察国内22个省市自治区的50座古窑遗址，就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进行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万里在交通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曾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地“八上龙泉，七下绍兴”发现了青瓷，成为中国陶器史上一段佳话。《龙泉县志》记载：“1928年5月，陈万里首次做龙泉窑考古调查。” 民国初年，龙泉发生盗掘古窑之风，再次引起人们寻找哥窑的兴趣。在明代的文献中，龙泉就一直被称为哥窑的产地，神秘的哥窑瓷器会不会就隐藏在这里呢？寻找哥窑的热潮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年轻的学者陈万里就是一位热衷的探寻者，虽然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出于探秘的向往，他开始了在龙泉的艰苦搜寻。虽非考古科班出身，但众多的学养和超乎常人的悟性，使他成为我国自觉运用科学方法从事陶瓷考古的开山之人，成为古陶瓷界公认的泰斗。
陈万里治学，用孔子的话是：行有余力，则以为文。他的文章，也多是“行有余”而为之，重实证而少自矜，绝无明清以来偷懒文人陈陈相因的毛病。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他又抖擞精神，遍访南北，特别是中原地区古窑址，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当年陈万里徒步到大窑考察，一住就是一个月。走进陈万里居住过的老宅，木板楼梯发出吱吱的声响。二楼南厢房内，窗户很小，虽是中午时分，光线仍很暗，条件极其艰苦，陈万里就是在这个小窗下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前人研究瓷器，大都是从文献到文献，不联系实际，更不注重野外考察，因此，陈万里的这部田野考察报告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陈万里居住的这套老宅在山村算是不错了，当时玻璃还是稀有珍贵物品，老屋窗户上的玻璃以及一楼窗上的铁栅栏都是陈万里从杭州带过来的。在楼梯上，我上上下下走了好几遍，心中泛起无限惆怅。在这个记录中的哥窑产地，陈万里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他没能寻找到文献记载的实证，故悬案依旧。
哥窑产地疑龙泉
相传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也产于龙泉，哥窑瓷片，金丝铁线，紫口铁足，厚釉薄胎，如同夹心饼干。类似哥窑的黑胎开片碎片，不时在当地出土，当年陈万里也曾寻到过一些。
我曾在当地听到一个精彩的故事：相传宋代龙泉有位制瓷高人叫章村根，精于青瓷的烧造，他有两个儿子，在他死后分家，各自主持窑场。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场被称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办的窑场被称作“弟窑”。尽管老二烧造的青瓷胎白釉肥，色泽亮丽，但制瓷的技艺远不及老大精良，遂生忌妒之心。为毁坏其声誉，趁老大不备时，他偷偷地在老大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老大将这种釉施在坯胎上，烧成后瓷器的釉面全部出现了裂纹，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子纹。老大为人厚道，一脸无奈，硬着头皮拿到市场出售，不料引起轰动，人们争相抢购，“哥窑”从此名扬天下。这则故事虽说生动有趣，但我认为很可能是好事者的杜撰。
哥窑瓷器釉面所产生的纹片，本属于烧制工艺上的一种病态，它是由于胎体和釉面的膨胀系数不一致造成的。一般情况下胎骨膨胀系数比釉面膨胀系数小到一定程度时，釉面会在烧成后的冷却过程中形成裂纹。哥窑青瓷在烧造过程中出现的那种自然的裂纹，就像画家变败笔为神奇一样，给哥窑瓷器增添了万种风情，让人获得完美的艺术享受。 l q q c w . c o m
我也曾在当地觅得一片，但这里究竟是否就是哥窑产地呢？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这必须在遗址发掘中有大量的堆积层和窑具。最早记载哥窑的是明嘉靖年间上海人陆深，他在《春风堂随笔》中说：“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大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大窑村里有窑神庙，我曾去朝拜过，那里还有残碑一块，内容无法看清，好像是记录捐款修庙之事。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时必去拜祭。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
龙泉青瓷得美名
龙泉青瓷以粉青和梅子青为代表，这种名称本身就很富有诗意。粉青釉光泽淡雅柔和，可与碧玉媲美。梅子青丰盈滋润，既像雨水淋过的青梅，又仿佛蓝天映照下的清澈湖水，美不胜收。也许龙泉地区到处是青山绿水，给了聪明的龙泉人以灵感。
宋元时期,龙泉青瓷就已经远销海外，大受欢迎,数量比景德镇瓷器大得多。据史载，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首次通过漫长的海上陶瓷之路将龙泉青瓷介绍到欧洲，使欧洲朝野为之惊奇。龙泉青瓷运到了菲律宾，当地的伊哥洛人将拥有一件优质青瓷视作身价和地位的象征。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将大批龙泉青瓷传入亚非各国，当时其价值与黄金一样贵重，人们甚至将它们当作由绿宝石琢成的艺术品。龙泉瓷销往巴黎，人们被它青翠典雅的釉色所陶醉，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这美丽的釉色。这时法国正上演小说家杜尔夫的作品《牧羊女亚司泰来》，剧情描写牧羊人雪拉同和牧羊女亚司泰来的爱情故事。雪拉同出场时穿一件非常漂亮的青色衣裳，人们认为只有舞台上雪拉同那件衣裳的颜色，才能与龙泉青瓷的釉色匹敌，从此，“雪拉同”成为龙泉青瓷的代名词。
当地的一位龙泉青瓷收藏家曾告诉我许多关于龙泉青瓷的精彩故事。那些残瓷上还留有窑工写下的情诗等，实为有趣。他还借给我一本民国时期龙泉县县长写的线装书，书中说民国初年龙泉大窑被人发现，上海、杭州等地的古董商坐镇龙泉，重金收购龙泉青瓷甚至残器，一时盗挖成风，这对古窑遗址造成极大的破坏。
在我写作本文时，宽阔古朴的写字台旁堆放着十余件宋元明三代龙泉瓷器和碎片，她们仿佛时刻在提醒我龙泉工匠在制瓷工艺上已经取得尽善尽美的成就。千百年来，在这狭长的山谷里，白天烟雾弥漫，黑夜炉火辉映，有多少窑工夜以继日地忙碌。他们用自己聪慧勤劳的双手创造出宛如碧玉的青瓷，令世人为之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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