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窑龙泉窑青瓷的发掘研究论文 2009年3月22―23日，“琢瓷作鼎碧于水―大窑龙泉窑发掘成果暨元明龙泉窑精品展”与“琢瓷作鼎碧于水―大窑龙泉窑发掘、研究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以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教授共200余人出席。我市副市长罗诗兰等一行5人应邀参加。
现本报摘录大窑龙泉窑发掘、研究学术论坛上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金英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研究士 新安海底沉船发现的龙泉窑青瓷 从新安海底沉船发现的2万多件陶瓷器中，龙泉窑青瓷占60%以上，这些青瓷为日常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从日本的镰仓后期左右开始，随着中日两国禅宗交流的逐渐盛行，中国文物通过来往于中国的禅僧和商人们流入日本，并开始盛行。“唐物嗜好”的流行，更加促进了中日两国的贸易。当时社会领导者阶层引领了这种对中国文物的收集，从日本许多文字记载中，都有龙泉窑青瓷的记载。在日本许多县及首里城等地都发现了大量古代流传下来的龙泉窑青瓷，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特别喜爱龙泉青瓷，特别瞩目的是在新安沉船里发现的南宋末期的龙泉青瓷。南宋末期正是日本的武士阶层形成的镰仓初期，当时南宋对日本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非常巨大，此后日本对于南宋文化的羡慕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日本，14世纪到16世纪之间都有许多瓷花瓶、青瓷香炉等与新安海底出土的龙泉青瓷十分相似，显示出自14世纪传入日本的龙泉青瓷到16世纪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官府视野下的龙泉窑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205件清宫旧藏龙泉窑瓷器，其中宋代32件，元代16件，明代157件。龙泉窑和官府发生关系在北宋末年。明代是龙泉窑生产史上与皇宫关系最密切的时期，龙泉窑场是官府用瓷的主要产地。外贸和赏赐用瓷中，龙泉青瓷数量都占绝对优势。
龙泉窑的发展除与市场需求相关外，社会机制尤其是官府对生产的管理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成化时期开始，龙泉御窑停烧，皇宫不再大量需求龙泉窑，使龙泉失去官府在机制和经济两方面的支持，产品质量下降，景德镇官、民窑的竞争也是龙泉窑退出皇宫需求和走向衰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秦大树、施文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龙泉窑记载与明初生产状况的若干问题 枫洞岩窑址发掘中在明代的地层中同时发现“官器“和民用瓷器，特别是民用瓷器中多带有“顾”和“顾氏”铭的瓷片，表明当时处州瓷器的贡御制度有可能是由中央政府订货并下样，由当地有实力的窑户（即顾氏的窑场）承担生产任务。
龙泉的官用瓷器除在宫廷中使用以外，在国内的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在环印度洋地区的一些王宫和许多遗址中出土了明初的龙泉官器。因此初步判定龙泉生产的青瓷官器是由工部委派烧造，可能用于官方的活动和赏赐的器物。 赵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有关中法龙泉瓷业职业文化国际合作 课题民国时期档案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中法龙泉瓷业职业文化国际合作课题组由9位中国和法国考古学学者、博物院研究员、人类学学者、档案学学者和历史学学者组成。自2006年夏季项目启动以来，主要关注的是龙泉地方瓷业职业组织的结构和性能、专业技术的传承方式、陶工的分工及内在的社会关系等问题。迄今已收集访谈口述数据、绘图、摄影及录像等图像数据，传统瓷业用具，以及一批相当珍贵的民国时期的文字数据。这批数据包括一些至今尚流传民间的龙泉地方文人在民国时期撰写的（有的从未发表过）有关瓷业文化的专著和龙泉市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时期档案。
龙泉市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时期档案的收集和研究是课题之一。在收集到的43份涉及瓷业的1918年至1949年的档案中，有26件为民刑档案。判案所需的各种书面证据均粘贴在文件里，有交纳各种税费的官方红契，用于土地、作坊等不动产的白契等。有的开庭审讯记录直接涉及到瓷业或陶工生活的某些平凡细节。不论对于瓷业社会的研究还是对瓷业专业技术词汇的研究，这批民刑档案的价值都很高。
沈岳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枫洞岩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和初步认识 发现并清理了窑炉、作坊、淘洗池、储泥池、祠堂等重要遗迹，揭露了丰富的明代地层堆积如洪武与永乐官器堆积、.明代早中期的民窑堆积等，获得了大量明代瓷器标本，通过地层叠压和出土瓷器研究分析，枫洞岩窑场为明初奉旨烧造宫廷用瓷的重要窑场之一，明正统后为龙泉大窑场主顾仕成的窑场之一。 徐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枫洞岩窑址的发掘试析 元明龙泉青瓷分期和特征 通过枫洞岩窑址发掘所获地层叠压资料和瓷器的研究资料分析，将出土瓷器分为官器和民器两类，官器分洪武官器和永乐官器；民窑瓷器分期为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元代中晚期、明代早期和明代中期。并从器型、装饰手法、装饰题材、装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各期龙泉青瓷产品的特征和差异，重点阐述了各期纹饰题材和装饰方法的差异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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